解放思想是在文革期间到文革结束的一段时间里迷信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解，解放思想就是破除迷信。中国当时最大的迷信就是“两个凡是”。“文革”十年浩劫结束，但由“文革”（或更早一些的反右）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依旧统治着中国，“文革”并没因形式上的结束而结束。“两个凡是”的完整表述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⑴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小平同志鲜明而果敢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⑵，他在谈话中说，“两个凡是”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应当抛弃。正是得力于邓小平同志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迷信来自本本、迷信来自教条、迷信来自禁区。“迷信盛行”不仅造成了体制机制的僵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们没有独立意思、没有批判思维和没有创新精神的“万马齐喑”，这就是“雷池”和禁区。正是因为禁区的存在，加之我们曾经的非常严厉的打棍子戴帽子⑶，随大流就成了普遍的选择，敢于挑战本本、敢于冲破禁区的人就成了“大逆不道者”。因此，解放思想其实是与冲破禁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先触及思想领域、体制领域“禁区”的人正是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⑷（凡未注引文的均出自这篇文献）。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 ，因此需要全党全民通过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冲破思想的牢笼――这就是解放思想的背景之一，同时也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之一。这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提法。紧接着第二年的1979年3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并强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继续他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说法。他指出，在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禁区太多”⑸。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陈说呢？因为许多“本本”、“教条”以至迷信，其实是从设制禁区开始的。现举一个经济体制方面众所周知的例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三根支柱来支撑的，一是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凡与这三根支柱相背的就是“反社会主义”。而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到其建立，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其中有多少禁区，又有多少曲折和磨难！
中国自改革开以来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冲破禁区所赢得的。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正是在计划经济较薄弱的农村打开的，而在农村冲破原体制设制的禁区是在所有制（或所有制的实现方式）上取得的，即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的契约开始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一股蓄势待发的冲击禁区、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浪潮已经到来，起点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集大成者应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全会上着重讲了四个方面：一、解放思想；二、民主；三、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解放思想，而且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什么呢？由于本本、教条和禁区太多，导致整个执政党和整个民族思想僵化。那么“思想僵化”引出的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说了一段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的话：“